“霸气”又“温情”的治学者

2010年，宿白在龙门石窟擂鼓台考古报告修订会上。

在学界，常有人评价宿白“霸气”。无论什么场合，面对什么样的人，宿白从来都是同等对待。

在他的学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教授看来，宿白其实只是“在尽一个学者的本分”。在学术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只要没有足够的材料能说服他，宿白就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观点。

1938年至1945年的8年间，京都大学的学者水野清一、长广敏雄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全面调查，其研究成果《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调查报告》，代表了当时日本学者对云冈石窟的最高研究水平。但宿白却结合文献与考古实际，质疑日本学者的云冈分期方法论，于1978年在《考古学报》发表《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系统论述自己的观点。

作为日本佛教考古研究的权威，长广敏雄自然并不信服宿白的观点，他先后两次撰文，激烈反驳了宿白的研究，甚至对先生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1982年，宿白发文答复了日本学者的质疑，并论证了所用文献的真实性。最终，长广敏雄于1990年在《中国石窟》丛书《云冈石窟（二）》（日文版）的《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中，在其中一个“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

这场宿白与日本学者的论争，最终确立了中国历史考古学家所创立的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学术地位，宿白也被公认为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可以说，宿白的“霸气”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作为一名学者的坚守。在生活中，他实则是个十分谦和的人。

面对虚心求教的读者来信，宿白总愿意抽出时间逐一回复；面对自己的学术成就，他总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他相信自己的判断也不可能永远正确，因为“只要新材料不断涌现，考古发现的改变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对文物保护事业，宿白充满温情关怀。作为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他多次为文物保护建言献策。

2009年，宿白得知因修建一座水电站，西藏芒康县的盐井盐田可能被淹没。已是米寿之年的他立刻向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长信，对当地文物保护提出可行性建议，最终这座茶马古道上的千年盐田风景得以延续。

淡泊名利的北大教书匠

1952年，北京大学创办全国首个考古学专业，宿白任教研室副主任，主管文化部、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合办的“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教学与行政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光冀由此感慨“新中国的考古骨干，大多直接或间接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

1983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建立，宿白被任命为第一任系主任，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北大考古教育的发展。

宿白的学生们都知道，听先生讲课是件很累的事。他的授课内容丰富、逻辑极强。宿白要求研究生必须手抄《汉文佛经目录》，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随时与他在课堂中进行探讨。杭侃教授回忆道：“对研究生而言，先生一贯的理念是，你必须得问。”

宿白对学生的要求严格是出了名的。1979级的硕士研究生、著名考古学家安家瑶对跟随宿白进行石窟调查的经历印象深刻，她至今都记得“（跟随先生）天天都要写记录、画图，老师还要把记录收上去批改，连字写得不端正都批评”。

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正是参加宿白带领的田野实习时第一次来到莫高窟。她说：“我来敦煌就是运用老师传授的知识，完成老师交代的任务。”2006年，在敦煌工作了四十余载的樊锦诗终于完成了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第一卷初稿，赶忙送给老师过目，但宿白却不满意。经过反复几次修改后，这本报告直到2011年才最终出版。

2004年，教学育人五十载的宿白因身体原因不再继续授课，但他依旧关心着北大和北大学子的发展。

2010年，宿白将自己的全部藏书捐赠给北京大学图书馆，总数逾万册，其中不乏珍稀的线装书、金石拓本。这些书籍如今被收藏在北大图书馆“宿白赠书室”，供北大师生借阅，这是宿白留给北大的一笔宝贵财富。

2017年4月29日，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参观者——被誉为“中国考古学泰斗”和新中国考古人才重要培育者的宿白。95岁高龄的宿白腿脚行动不便，已有多年未在公开场合露面。此行回访母校，宿白不为见故人、寻故景，而是为了一睹赛克勒博物馆新近陈列的“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展”。

“只要有考古新发现、新材料，无论多忙、多远，先生一定会亲自前往调研。”杭侃师从宿白多年，提起先生时总怀有发自内心的敬意。他说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一如宿白喜爱的藏族萨迦格言：“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

在2016年5月召开的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上，宿白荣获“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为中国考古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肯定。但对宿白而言，这些荣誉称号并不重要，在先生看来，他“就是个北大的教书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供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